近年来，党和政府在科教政策方针方面不时有重大举措出台，可报纸的科技新闻总量却在不断压缩

　　最近公布的《中央及北京市报纸科技报道科普宣传情况统计》结果，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忧虑。黄天祥、王学锋在《科技报道及科普宣传的现状不容乐观》这篇文章中，列举了该项目对十几家中央和北京市报纸进行调查的一些发人深思的数据和信息。

　　其一，无论是北京地区的都市报，还是中央级报纸，其科技新闻在全部新闻总量中的比例都明显偏低，平均值为3%%—4%%。其中比例最低的是都市报，有的仅占2.05%%；中央级报纸最低的仅为1.6%%。而同期监测的美国《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等主要报纸的科技新闻比例均在5%%以上。其二，科技领域的报道正在丧失领地。北京市的一些“老”报纸相继取消了科教新闻版。而后，北京地区新创办的都市报，均没有设立专门的科教版。至此，这次调查中的所有报纸，都没有了专设的科技报道版面。其三，经过纵向比较，近年来北京地区都市报纸的科技新闻比例持续下降，特别是从2000年以后，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版面资源向更有卖点的社会新闻、法制新闻、热线新闻领域集中，科技新闻总量不断压缩。

　　地处中央所在的首都尚且如此，又何论地方！业内人士认为，这都是“市场惹的祸”，市场化竞争导致“科普失语”。

　　黄天祥的文章显示，北京某都市类报纸分别开办有人才、汽车、健康、家居、楼宇、家电、电脑、网络等专业领域的周刊，全部服务于广告；另一家报纸的健康、数据、家居、电视、电玩、职业等周刊也划入了广告经营序列，其内容全部根据广告经营的重点来确定。近些年，无论是中央级报纸还是都市类报纸，都面临着严峻的市场竞争。以北京为例，就有9份面向综合报市场的报纸，多数在生存线上挣扎；而中央级报纸也普遍面临行政拨款减少的困难，而不得不更多地向市场要效益。由此引起的另一后果是，媒体内部削减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的部门和人员，不少报社仅存兼职记者。科技领域的报道，有其专业的特殊性。这种情况，对科技记者队伍的成长极为不利，长此以往将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媒体主管部门的科普意识不强。面对市场的压力，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效益的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的专刊或专版，如何才能生存？怎样从政策上给予优惠？这值得媒体管理部门思考。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负有调控的责职。为此，笔者呼吁：应该设置监督机制。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新闻媒体要加大科普宣传力度；《科普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更是明确规定：“综合类报纸、期刊应当开设科普专栏、专版。”这部国家颁布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大法，实施已有4年。种种迹象表明，它在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成为可有可无的“软任务”，没有一个权威部门或相关组织进行检查和监督。若将希望寄托在媒体能够自觉地按照“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来加强科技报道和科普宣传，显然是没有“可操作性”的。

　　另外，实施科普政策性补贴。归根结蒂是“钱”的问题。《科普法》第一章第四条规定：“科普是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既然是公益性事业，理应有“政策性补贴”。政府对各类媒体宜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当前，综合性科普出版社、杂志社、报社是特别困难户，国家是否也应当像对待“三农”的政策一样，予以培育，在经费上给予重点支持，以帮助它们跳出低迷的“怪圈”，迈入良性的循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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