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1979年1月29日， 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应卡特总统之邀赴大洋彼岸，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美。

　　1997年，《新周刊》第零期创刊号出街，封面人物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封面专题是“中国可以说不”，矛头直指美国。

　　30年前的改革开放口号已被全方位与国际接轨取代。全球化无疑是当今传媒的最主流话语。亦成为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标准和行事的准则，与国际接轨、国际惯例成为官员口头禅。竞争成为当今社会最漂亮的词汇，人人都在讲成功学。

　　然后，全球化是个悖论式的发展过程：既有一体化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国际化又有本土化；既有集中化又有多样化；有人称之为福音，有人咒之为灾难；有人视之为机遇，有人把它看作陷阱。

　　看清世界首先要读懂中国，只有读懂中国方能看清世界。不同于政府，也异于专家学者，传媒肩负的功能在于破题，它们更代表民众的呼吸――全球化方面《新周刊》破的三道题是：

　　美国是榜样吗？

　　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

　　这三个问题，是中国人全球化路径都绕不开的设问。

　　全球化及其不满

　　上世纪最后几年，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两项因素是跨国公司的全面进入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从此，中国正式卷入这个星球的所谓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是指世界各民族融合成一个单一社会、全球社会的变化过程。包含六个方面：时空概念的变化，即所谓融入地球村；文化互动的增加，如MTV代表的青年文化流行；面向世界所有居民的共同问题，如处理全球变暖和污染；相互依赖的经济增长，大国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强大的跨国公司崛起，其中世界五百强的产值甚至多过全球一半国家的GDP。这种全方位的同一化，同时导致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碰撞、摩擦乃至对立、冲突，将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

　　冲突论者认为，在全球化那些漂亮的话语背后是霸权、掠夺和盘剥，这进一步加深了这个地球的不平等。《新周刊》是传媒中的冲突论者，从第零期“中国可以说不”，到“阻击霸权”、“红客游戏”，再到“你怎么看美国”，无不挥洒着民族主义的荷尔蒙。当然，杂志后期转入理性探讨，如“中国缺什么”、“规则的快乐”、“还有多少中国味”、“软中国”和“让全球化抱抱”。

　　《新周刊》的全球观嬗变，反映了这个国家主动开放后，对全球化的欲拒还迎、理智与情感交错的矛盾心态。理论上，理智终究战胜感情，实际上，传媒作为政府与民间的中间一方，不时处于理智与感情两端摇摆，在全球公民与民族主义者两个身份上交互变身。此等欲拒还迎、欲迎还拒，《新周刊》是个典型，不似那些时尚期刊，一开始就热烈天真地拥抱西方。

　　就现实层面而言，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初期提倡的现代化是一脉相承的。同一个朝向就是西方标准。西方是标准和技术的源发国和输出国，他们手中握有制定全球化规则的权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迎接过程。彼时，西方凭船坚炮利，或理念推销，或跨国公司们（后期的攻城锤不再是枪炮而是跨国公司），都是为了干同一件事，即将西方标准强加于人。这就像一个牌局，后来者加入必需遵守老玩家们的游戏规则，为此须交一定的学费。学费过于高昂，会导致愈加贫穷，导致民族-国家的衰落，所以，少数国家拒绝加入全球行列。

　　西方有良知的左派理论认为，全球化这一西方主流话语背后掩盖着权力不平等关系。无论是保守主义的老式霸权，还是新自由主义新式霸权，也无论是凭何等漂亮话语，如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人的自由，或美籍日裔学者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目的都是“我定规则我话事”。

　　当然，全球化亮点的一面是国际组织的成长成熟，除WTO、WHO、IFM及世行等大嗓门的正规组织外，国际民间组织如绿色平和组织、国际大赦组织、国际救援组织、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等，也日益争得一定话语权。

　　作为新时期全球化急先锋的跨国公司们，带来的不仅是全球经济，更宣扬和引导一种国际化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文革时少儿歌曲“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所指就是它们，现在帝国主义又夹着资本回来了。文化方面的的跨国公司是好莱坞们、迪斯尼们，它们填充着中国新生代苍白的精神世界。

　　无论是硬霸权或软霸权，政府、学者和传媒、民众的态度是不同的、嬗变的，有的暧昧有的直接。

　　就政府而言，发展就是在世界体系中位置升迁的过程，即从边陲向半边陲或由半边陲向核心升迁的过程（I·华伦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典型的例子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现在轮到中国了。崛起后的中国已然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列席G8峰会了。所以，政府必定韬光养晦、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就专家学者而言，又分为两派，简单地说一派是新自由主义的西方拥抱派，另一派是新左派的西方警惕派。两派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口水战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没消停过。从姓资姓社、《河殇》批判、89风波，到郎顾之争、《色·戒》之争等，其大背景是全球化之中你我站哪边的问题，亦即对待西方的态度问题。学者之争并不影响到实际层面，除非他们被政治家、商人或传媒所利用。

　　就传媒层面而言，它们更贴近民众情绪和观点。以2004年反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游行为例，政府并无明确表态，学者们也未发声，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民众率先上街抗议。这当然是以某种默许为前提的。传媒在表达愤慨方面也不吝文字，但更热衷于“赵薇日本军旗事件”之类的抓眼球话题。对于这场民间和传媒运动，日本政界和学界迅速动员，派员调查游行真相。到《新周刊》杂志社的是某位日本女作家和驻穗文化参事，他们问的问题是：中国民众为什么到现在还恨日本？他们隐含的问题是，日本每年给中国累积达数百亿美元无息贷款（2007年才终结），日本企业家如松下、盛田昭夫等也做了“赎罪”式投资，日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可谓“大大地”，你们并无感激之心反而揪住一个参拜亡灵事件不放？令人不得不佩服的是日本人的上下一心，民间力量如作家们与政府的默契。反观中国传媒界，在对日关系上是不知所云的，靖国神社与村上春树、日本女优混杂在一起。《新周刊》等传媒是警醒者，迎接全球化的同时，也表达其不满，成为民间最直接声音的代表。反思日本方面，除“日韩流”外还有一期已出菲林但未出街的“日本小不小”专题，当然也可看出一个从情绪表达到理性反思的过程。

　　美国是榜样吗？

　　中国人全球化，第一个要破的题是：美国是榜样吗？

　　全球化最绕不开的国家是美国。事实上，这个地球上无论做什么事都绕不开这个国家，美国无处不在。中国领导人明白，中国倡导对外开放，首先是对美国开放。

　　这个国家是这个星球上最成功的国家。它用二百余年就成为继罗马帝国后人类史上最强大的霸权。它是老大，好莱坞假想当地球遭受入侵时，是它独力拯救人类。它是楷模，地球人都学它以之为榜样。美国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世界人民都越来越像他们，却也越来越恨他们？

　　世界人民一边学美国一边问自己两个问题：全球事务必须只听美国一个声音吗？全球化等于美国化吗？

　　第一，世界人民真的需要一个世界警察吗？事实上，这个帝国自身脆弱，《新周刊》专题“对手拉登“（总第116期，2001年）以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复杂关系为切口，揭示出美国人的伤口。早在“阻击霸权”专题（总第60期，1999年）以“炸馆事件”为导火索，用近30页的大篇幅报道，从政治和文化两条战线围攻美国的霸权行径，其中，《“美标”的黄昏一文》（李方）借用尼采“偶像的黄昏”这个说法，来描述伊拉克战争将如何影响中国知识界对美国的看法。

　　这个帝国的真相是借新三角贸易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全球化美丽外衣下也有陷阱。一个亚洲金融危机就让印度尼西亚迅速走向国家分裂。美国的经济繁荣、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他们消费多、储蓄少，敢花未来钱。美国股市、债市圈到了全球的钱，美国政府正通过一种新三角贸易大把获取发展中国家劳动人民的血汗，却几乎不支付任何代价。不得不痛心地承认，美国成功了。

　　《新周刊》的“美国档案”早在《九六中国最亮音：中国可以说不》（总零期创刊号，1996年）就将矛头直指美式霸权主义，其思想锋芒触及冷战后中国人的情感与政治选择，不乏“愤青”情绪，却也能及时表达中国人如鲠在喉的焦灼和抗击霸权的勇气。

　　第二，这个世界会走向同质的、美国化了的全球化文化吗？在“20世纪的100张名片”（特刊，1999年）中，对20世纪这个所谓“美国世纪”的盘点中，无奈地发现至少一半以上条目出自美国，描绘了人类在抵制美国标准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尴尬。

　　世界文化霸权通过西式的消费主义传播，使世界走向一个标准，即美国化，拜物与拜金盛行，及对成功的一味推崇。社会学家里茨尔（Ritzer）称之为社会的麦当劳化，以此类推，世界的可口可乐化，世界的耐克化，世界的好莱坞化。对此，《新周刊》先后推出专题“还有多少中国味？”（2004年）、“玩迪斯尼还是被迪斯尼玩”（2006年）、“有一种毒药叫成功”（2007年），揭示所谓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泛滥后中国传统的空前尴尬。

　　何为美国人的主流价值观？首先是个人成就，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赞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往往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其次是工作，工作被视为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第三是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然后依次才是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平等、自由和人权之类的所谓普世价值观。

　　必须指出，美国人的价值观也是双重标准的（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各国的双重标准似乎都不会改变）。以所谓达尔富尔问题为例，令人想起那个全球尴尬的卢旺达大屠杀，在批判性影片《与魔鬼握手》中，UN将军请求美国大使出面，“美国是当今最强大的国家，难道你们也无能为力吗？”大使摇摇头坐飞机一走了之，美国甚至连使馆当地雇员都不愿保护。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抛弃了卢旺达，致使一百万生灵惨遭屠杀。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观在利益面前，显得如此苍白。片后应该设问——假如卢旺达位于石油丰富的中东，美国会不出手吗？！

　　美国是世界人民共同的榜样和敌人。国内少有的国际战略家刘原在其《大国策》中挑明，美国甚至是其盟友日本的敌人。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之所以迅速平息，盖缘于此。好像某种默契，学界、传媒和民间，也是一边拥抱美国一边批判美国。清楚地记得，1999年炸馆事件引发抗议潮，学生们在麦当劳门口高喊“中国人请出来，抵制美国快餐！”可第二天人们照吃，包括那些抗议的学生。前一天学生到美国使馆抗议，第二天却排起长龙等美国签证。

　　让我们回想上世纪60年代，相传在革命者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之间有一段著名对话：有段时间，切·格瓦拉每天都要向卡斯特罗递上一杯冒着泡沫的、咖啡色的饮料。最后，卡斯特罗终于摇着他的头，“切，这不好，”他说，“如果哪一天我们被可口可乐的配方打倒了，那么革命就失败了”。

　　硬实力VS软实力，大国崛起VS大国民崛起

　　第二个要破的题是：中国崛起握有多少软实力？

　　咖啡馆、购物MALL、好莱坞大片、欧陆风情楼盘，这便是21世纪的中国街景。只要随便到一个中国超市扫一眼，满目西方符号，消费主义以西方标准订制着，中国人以获得西式口味为荣。

　　作为一个质疑者，《新周刊》提出“中国缺什么”（1999年）、“规则的快乐”（2000年）、“还有多少中国味”（2004年）、“软中国”（2006年）和“去他妈的全球化”（2006年）等系列问题。

　Cosmoplitan，世界主义者，由cosmo（世界）和plis（城市）组成，它是中国成功杂志集团旗舰《时尚》的英文名称，似乎宣扬着一种普世消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说法相对，另一派说全球文化是乐高文化，混杂着包括黑人的嬉哈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在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后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将统一于“社会的政治共识”，只有专业技术人员，不再有知识分子。法国左派学者阿芒·马特拉则以《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一书抨击之。在当今中国杂志界，时尚向右，《新周刊》向左。《新周刊》保持某种警惕，但逐渐向中，因为纯粹的左难以存活。力量对比，显现现实的无奈。

　　学术上讲，传播学的发展历史即是传播全球化和美国谋求建立文化霸权的过程。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文化霸权主要体现在它向国际社会提供所谓“全球共同物品”的战略上,包括维持国际规则和制度受到尊重、充当国际事务的召集人和分歧的调解人等。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称之为“软霸权”，或“软实力”，即靠文化魅力或吸引力、意识形态的力量、以及国际规范和制度运行机制的力量，以区别于往日靠军事、经济的实力地位建立的霸权。形成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一手用军事威胁、另一手用文化吸引双管齐下，全面控制和主宰世界的局面。

　　相对于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第二贸易大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硬实力可谓崛起。盘点一下软实力却难免捉襟见肘：电影院是好莱坞大片的天下，国产大片主题苍白，电视剧盛行日韩流，韩国使节骄傲地向中国官员推荐《大长今》，卡通片是外片垄断，致使广电总局不得不下达黄金时段禁播令……“中国只能输出电视机，不会输出观念。”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示西方不必惧怕中国崛起。当前国学虚热的背后，是文化产品和输出能力的低下。“文化赤字”成为软实力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新周刊》发问，“五千年中华文明抵不上一个大长今？”，“除了土特产中国还能贩卖什么？”（“软中国”，2006年）。为应对美式文化霸权，法国人提出“文化例外”政策。然而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任何禁令都会有突破之道，中国网民借助先进下载技术，可同步欣赏美剧。中国传统元素如《花木兰》、《宝葫芦》反而被好莱坞运用自如。

　　这个世界最终将以软实力说话。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好比权力与权威，权力强制让人服从，权威则让人主动服从。对比一下中美印日韩的软实力，美国创造了世界最强大的文化产业，好莱坞文化出口的产值远远超过电脑；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文化产业强国，其动漫产业行销全球，Hello Kitty成为西方白领的宠爱；韩国依靠“文化立国”战略，影视及游戏业都不可小觑；印度的宝莱坞保住国内电影市场一方水土，印式瑜珈流行西方，直达精神层面。而中国呢？在全球建立孔子学院成为国家营销的一项长期战略，遗憾的是孔子学院等同于汉语教学。张颐武在接受《新周刊》采访时提出要注重包括孔子在内的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法和国际流行语言，被网上谬传成“一万个孔子抵不上一个章子怡”，遭至一片炮轰。不过，就理念层面——四书五经中有宪政吗？孔孟之道中有民主吗？儒家教条支持创意产业吗？

　　创意英国中国行、意大利年、德国文化周，面对走马灯似的国家营销，中国仓促应对。“创意立国”（《新周刊》2006年）提出了“中国创意产业的问题单”，中国的创意产业甚至逊于爱尔兰和以色列。作为软实力的文化是长跑、是持久力，而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只是短跑。人是文化的载体。中国学校培养出一批批“有知识、有技术、没文化”的产品，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央视政论片《大国崛起》热播后，新锐人士质疑：是要大国崛起，还是要大国民崛起？

　　世界主流，中国道路

　　第三个要破的题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平衡点在哪里？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再到改革开放、现代化、全球化，都在一个方向上。每一次对外运动都导致民族主义反弹。或者，不如说民族主义是对全球化产生的抗体。

　　盘点一百多年的中国梦，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处于一个持续不断的“找榜样”的过程中。清朝末年，中国驻英公使郭嵩焘写信给李鸿章，“兵乃末也”，我们把本末搞颠倒了，应该学习英国制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认为，要推行开放的政策首先就要对美国开放。邓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看到了美国当时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

　　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中国唯一的榜样。中国学习的榜样必须是多元的。同时，中国全球化，世界也在中国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人日众，2008的奥运会和2010年的世博会将是两个关键时间点。政治方面，中国模式对非洲国家政治家们的影响已经显现。那个宣称“历史的终结”的福山于2007年承认“世界转向中国式社会主义”——但仍然回到那个质疑：在没有价值观输出之前，中国不会成为大国的。（胡紫薇引语）

　　“中国热”引发西方的各种中国论，威胁论、崩溃论、养活论、富裕论。相对现实地，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苏珊·舍克的《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认为，中国的强大尚未经受严格的检验，又如何自认居于大国之列？不是吗，中国游客在海外得不到尊重（全球游客形象日本最佳中国垫后），皮尤国际机构所做的国民形象调查中，中国亦居后。

　　针对海外传媒对中国的误读——谁是中国全球化的代表？官员、企业家、白领、知识分子，还是民工、偷渡客？

　　针对中国传媒对全球化的误读——什么才是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是《大国崛起》中的那些列强吗？从和平演变到和平崛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30年转大弯。和解，和谐，和平。什么是和？在“不同”基础之上的“和”才是真正的和。和解的底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规则的快乐，遵守全球规则，遵从普世价值是件快乐的事，终将惠及所有人。

　　中国领导人开始公开声明，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共有价值观。然而，普世价值的推进是阶梯式的差序格局：从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到爱世界，循序渐近，否则，就是自欺欺人。“爱自己”，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不爱自己，就什么都不要谈。个人主义其实并不是主张自私自利，而是强调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个人的人格，捍卫个人的权利、尊严、自由不受剥夺和侵犯。“爱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的文明程度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家不稳，国安在？“爱社会”，倡导遵循公共空间的人际秩序，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互爱，倡导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和公益精神。“爱国家”，现代意义的爱国家的内涵更多的是“爱民主”和“爱共和”。最后，“爱人类”、“爱世界”，人类同属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复杂多变、还存在种族、阶级、文化、国家意识形态等巨大差异，以及面临战争、饥饿、歧视等巨大威胁的世界，倡导国际理解，倡导和平共生的观念极为重要和迫切。

　　普世价值观有着地球人都愿意遵守的共同准则，比如，中国要在环保方面担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发展要以人为中心。“一个人在满足自身当前需求时不牺牲后代利益的社会。它要求每代人都能保证其后代继承的是一份自然资源不曾匮乏、经济活力不曾削弱的遗产。”（R·布朗1981年，世界观察研究所）

　　结　语

　　1986年，一首《让世界充满爱》代表了中国青年的心声；1997年，一部《中国可以说不》也代表了中国青年的心声。

　　《新周刊》从“中国可以说不”代言民间情绪，到“中国缺什么”如何为国家谋，再至探讨“软中国”，昭示了一个急行军社会的心路轨迹。但也应看到，传媒夹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地位尴尬，不少专题无法做深做透，一句话，不过瘾。遇外交敏感时期，经常得到“不许做”的禁令，以免“帮倒忙”。

　　政府的外交辞令往往是表面文章。西方传媒界自认是主流的声音，它们引导、挑起民众情绪。而中国传媒界，传媒在政府喉舌与民间声音之间切换。全球化也是个充满误解的过程，误读仍将继续。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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