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年终岁末，各行业都在进行年度盘点。新闻界的“盘点”项目之一，就是回顾一年来的虚假新闻报道的表现及其新特点。今年的“头号假新闻”当然非“纸箱馅包子”莫属，这起震惊国人、臭名昭著的假新闻，让新闻界蒙羞，这自不待言。而在“盘点”中发现的一个特别需要警惕的问题，即“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早在“纸箱馅包子”被揭露之际，上海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先生就在东方网撰写评论，提出应该重拳出击两类假新闻，他认为，新闻界的“假”，有两种：一是揭露问题时造假掺假，二是正面报道时也造假掺假。二者是两极。受前者之害的可能是个人，一个单位，直到一个行业，一个部门；而后者的造假掺假，似乎没有受害者，甚至还有“受益者”，不易引起什么人诉讼、打官司。可是，两极是相通的。后者的受害者其实是党，是整个国家的声誉。自然，人们由此而产生的疑虑，猜忌，将使新闻媒体的可信度受到最大的伤害。因此，对貌似不同，实际一样的两类假，都要出重拳。现在看来，邓先生此论实在是高见。

    手头就有一例典型的“正面报道”的假新闻。这是《杂文月刊》今年6月的报道，称“兵妈妈”乔文娟认了176个兵儿子，救助了700多个灾民和患病战士，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这无疑是一则令人动容的正面报道。但就是这篇报道，让“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重重误解之中。因为，报道被大大地“夸张”了，如，她确实是救助过一些困难群众和患病战士，但救助人数没有多到“700多个”，也从没救助过“灾民”；所谓“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一对夫妻，25年献爱心40多万元”，完全是无稽之谈。她和爱人都是工薪阶层，就算平时不吃不喝，也难攒下40多万元积蓄去做好事；等等。那么作者为什么要如此造假？作者在回应网友的质疑和指责时承认，这篇报道的初稿“开始不是投给《杂文月刊》的”，此前“接连投给3家(刊物)，人家都说不用”，原因是“感人的分量及细节不足”。于是“每当一家(刊物)说不行，我就改一点，先后改了4次，最终，稿子被《杂文月刊》留用了”。

    如实报道，被认为是“感人的分量及细节不足”，而拔高、夸大了，才被发表出来，并被广为传播，连发行量极大的《读者》杂志也“吃药”，作了转载，扩散了其影响。“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令被报道者身陷尴尬、难堪的境地，而传媒的公信力也被玷污、削弱。可见，有些传媒人的新闻价值观被严重扭曲了，企图借助掺假的“正面报道”吸引“眼球”，骗得“眼泪”。事实上，此类假新闻的危害，并不亚于其他类型的虚假报道。

    一般而言，在“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原则指导下，“正面报道”往往被传媒所重视，各级官员也特别喜欢“正面报道”，因为这些“正面报道”可以高奏“主旋律”，也能张扬官员们的政绩，而“正面报道”中稍微有一点“吹牛”，夹杂一些溢美之词，也不会轻易被发现，即使“天花乱坠”，甚至“差一点把牛皮吹破”，也会被解释成“出发点是好的嘛”，似乎这样的“掺假”动机和效果不容置疑，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如此“正面报道”其实是适得其反，足以让受众“感冒”、“反胃”，一旦“穿帮”便弄巧成拙，客观上使被报道者备感压力，精神上遭受折磨，是另一种受害者。

    上述“兵妈妈”的“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虽是比较极端的个案，可是也并非绝无仅有。尤其是有些由于“真假比例”不太“悬殊”，掺假的成分不太明显，编造的痕迹不太严重，当事人也就不太计较，往往就蒙混过关了。但就其造假的性质而言，同样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违背，对传媒公信力的糟蹋，同样应该受到鞭挞和谴责。至于某些官员利用“正面报道”中的假新闻为其“歌功颂德”，甚至为其丑行欲盖弥彰，那更是传媒的悲哀和罪过，确实需要引以为戒，保持高度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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