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05年《新民周刊》做了很多非常出彩的报道，全国反响也很大，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些？
丁曦林：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很难说哪些最满意，在《新民周刊》上，像“全球大流感前夜”、“（上海地铁）二号线生存”、“痛断‘官煤’”、“越消费越节约”、“靓装猫腻”以及“激素男孩”、“红学争议”等封面专题报道，都显示了我们“深度调查”的一贯追求，那就是在“国际视野、原创诉求、海派气质、智慧表达”这样的理念上尽可能做得更好。 “深度调查”是我们的核心产品，每一期周刊都有这样的报道，对于重大事件我们都派记者到第一现场，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良好传统。今年像“禽流感疫情”、“哈尔滨水荒”等重大事件发生后，我们都立即派出优秀记者进入深入采访。相比电视、日报，我们希望自己的同类题材的报道能够显得更丰富，更深刻，更新锐。
前不久在整个上海媒体范围内，进行了首批媒体优秀品牌的评选，媒体之间竞争非常激烈，但《新民周刊》的“深度报道”在30多个侯选媒体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上海首批媒体优秀品牌。我想这是同行给《新民周刊》的一种专业性肯定，也是周刊影响力在上海以及长三角主流社会得到高度认可的一种反映。
主持人：每一期《新民周刊》我都会看，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全球大流感前夜”，包括配图、文字都非常精彩，我们也在第一时间推出一个专题，推出专题的当天就有很多网友打来电话。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个选题的策划过程？投入多少记者和编辑力量来做这个事情？
丁曦林：尽管2003年、2004年禽流感已有发生，但是真正引起广泛关注的还是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世界各地禽流感发生的疫情报道。我们从中敏锐地感受到禽流感大流行实际上已经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几乎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先后两次以禽流感内容做了封面报道，这在周刊媒体当中很少见。每次我们都组织团队进行配合，第一次我们做封面报道时是在今年10月下旬，一共有四位记者参与专题的采访。当时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禽流感还只是零散地发生在庞大地球各个遥远角落的一些禽鸟死亡事件，许多人并没有引起高度警觉。从科学界专业人士以及相关政府官员那里得知，一个禽流感全球传播的链条正在形成，或者说正有可能形成。人类可能面临继1918年大流感之后又一次全球医疗和健康的危机。尽管今天，禽流感疫情还没有到这样一个严重程度，但种种迹象已经出现。《新民周刊》编辑部就这个“事件”充分讨论，由分管副主编、新闻总监，加上四五个记者共同参与，前后酝酿策划大概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这期间主要是搜集、整理全世界有关禽流感疫情的各种报道和相关专家的研究性文章，此外我们联系采访了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一个著名教授，以及专门研究相关药物的罗氏公司，以及国内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相关的专家。
后来报道出来不久，立刻得到了读者广泛关注，搜狐网也为我们的报道推出专题，反响非常大。禽流感专题报道发表之后，果然疫情越来越多，国内的青海、湖北、辽宁、湖北、安徽、内蒙等地相继出现了疑似疫情，情况十分严重，读者也渴望了解更多。仅仅相隔一个月之后，我们忍不住第二次策划了“禽——人：危机”的封面专题报道，这次也有四位记者参与了报道。其实贺莉丹和汪伟深入安徽、湖南实地调查，抓到了很多独家“细节”，后方的记者则配合做了专家采访，主要是采访香港大学微生物专家以及美国国立卫生院下属研究所的一个负责人，他们对禽流感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觉，相关研究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分析十分权威。我们对禽流感做了两次封面报道，在国内新闻周刊中很少。在这组报道战役中，我们赢得了不少读者和同行的高度评价。
主持人：《新民周刊》的报道中，包括禽流感的报道，还有一些揭黑的稿子，这些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新民周刊》的难度也是十分高。 在这些采访过程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您能给我们谈一下吗？
丁曦林：应该说做新闻性周刊的投入成本要比做娱乐性周刊、服务类周刊大得多，成本很高。投入多少往往制约着周刊的报道质量和市场运作。我们的“深度调查”确实像您所说的，多是一种揭黑性的报道，以揭露性的报道为主，当然也有正面的调查，这样的采访投入非常大，难度往往也很大。要做好它，关键是我们的记者要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要想尽办法挖掘事物本质的东西。2005年我们在上海本地也有好几篇影响很大的舆论监督的报道，一篇是报道一个三甲医院对一个男孩滥用激素导致严重后遗症的事件，另外一篇是揭露上海淮海中路一家著名商厦里面卖二手服装的丑闻。这两篇直接批评上海单位的舆论监督报道，我们都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前面一个封面报道，发表之前有人打招呼，发表之后批评者到处写信告状，想通过行政干预让我们屈服。后来我们坚持在法庭上见，当事人还确实做了原告，告我们，但是当我们记者在法庭拿出充分的调查证据之后，原告不得不主动撤诉。这样的事实也一直在启迪我们，让我们反思，媒体在进行舆论监督时，特别是做一些份量很重的调查报道的时候，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他的调查一定要脚踏实地，牢牢掌握准确的事实材料，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周刊这么多年，搞了很多批评性调查报道，被人告到法院不少，我们却没有输过一场官司。
主持人：《新民周刊》每期编排非常精致，报道也非常精彩。对于《新民周刊》来说，这种精心策划报道是不是报道的常态？
丁曦林：《新民周刊》与报纸、电视每天报道的新闻最大的差异实际就在于深度，在于我们是“观点供应”为主。报纸、电视一定程度上是信息大卖场，有各种各样的报道类型。做专题，深入报道重大事件，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必须精心策划、精心编排。这对一个新闻性周刊来说，是一个常态。但是要说“大投入”，还称不上，目前国内的新闻性周刊实际上都存在人力、财力有限的状况，我们只能做到资源尽可能优化配置，使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口上。像2005年做的“越消费越节约”，还有其他调查采访，我们动用了编辑部的很多记者，做了一种“大兵团”式的集体作战，报道用在封面上，当然效果很好。这么多人一起做，我们不是摊大饼一样在平面上做大，而是努力立体化，结构非常清晰，层层递进。在视觉语言上，实际也是要精心编排，尤其是封面专题作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实际上每一期，我们都花了大量的心血。如果资金充沛、人力充足，我们很多报道可以做得更好。
主持人：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民周刊》的基本情况，包括《新民周刊》的发行量、编辑记者的数量，稿子处理的流程。
丁曦林：《新民周刊》创刊于1999年1月，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两家报纸《文汇报》、《新民晚报》组建报业集团之后新推的第一个媒体。要说到发行量，实际上问其他的报纸总遍都难免有一些水分，我们也注意到同行当中一些老总可能会说他们的发行量达到20万甚至30万，最好的情况是，等到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公信力强的中介机构发布发行数据，这样的数字才比较准确。《新民周刊》的发行量，目前在全国的同类周刊当中还是名列前茅的，我有这个自信。我们的记者编辑主要分两块，一块在编制内的约有30个人，编制外的编辑记者也有一些，背靠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这样一个强大的背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动用的内容资源还是非常多的。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有我们的特约记者，每周重大选题都可以进行一些环球联线采访。2005年《新民周刊》新推了一个“全球独家采访”的栏目，专门采访海外的专家学者谈论重大新闻，读者评价非常的高。
说到工作流程，几乎国内的新闻性周刊大家都差不多。《新民周刊》是每个星期四杂志上市，这样的话倒推，每周二必须截稿，付印。星期一全体采编会议专门议论下一周的选题，大致是这样一个采编流程。
主持人：《新民周刊》提出以“影响主流”为己任，在您的心目中，您认为主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丁曦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新闻理论上来说，所谓主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主流媒体如何成为主流”，他在这篇文章当中指出，主流实际上就是指“社会精英”，主流媒体又叫“精英媒体”。 在美国，主流媒体不但社会影响很大，而且具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比如美国有《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华尔街日报》，在德国也有一些，如《明镜周刊》、《焦点周刊》，他们国家的一些主流媒体我感觉常常并不花哨，在严肃重大选题上做文章，依靠记者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还靠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吸引读者，一直引导媒体的潮流。在我们国家，有关“主流媒体”说法很多，北京的学者、上海的学者、广州的学者各有各的说法，我自己个人比较赞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提出来的，他是按照传媒吸聚受众方式的不同，将媒体分为“大众传媒”和“主流传媒”两种，而所谓的“主流传媒”就是以吸引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受众来作为自己市场诉求的传媒。当然主流媒体肯定不是非常小众化的，必须要具有一定的发行量或者收视率，也有较高的广告收入额。《新民周刊》和国内的其它新闻性周刊一样，大家都在追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流大刊。
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中国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主流大刊，现有的一些新闻性周刊只是一些“准主流媒体”。为什么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主体读者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经理层人员以及各个领域的知识人群或者一些专业人士，如医生、教授、律师、工程师等等，他们都是很主流的，他们也是在各自领域能够对发展起到一些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国内这些新闻性的周刊，它的发行规模、盈利能力与传统的主流媒体相比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目前中国新闻性周刊一种普遍现状。
主持人：现在各家媒体也都提出“民生”这个概念，您是怎么理解“民生”这个概念的？
丁曦林：《新民周刊》也一直将“民生”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民生”从字眼上去理解，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切，都包括在民生这个范畴里面，包括百姓的生活，比如说就业、医疗、教育、保险、福利等等。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群众的意愿，比如对公共政策的公开化，对政府工作的透明度等等，这都是值得重视的群众的意愿，也是民生内容的一个部分。《新民周刊》在创刊之初我们就格外重视民生的问题，曾经专门提出过关注“民生、民情、民意”，至今也不改初衷。我们在进行民生报道的时候，一直要求记者选择报道什么，要有人文的关怀，要有平民的视角，事实上民生涉及城市生活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俗等等。尤其目前，中国在城市化过程当中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和碰撞，其中还涉及到收入分配、生存空间、道德教化、社会审美、性别平等、物价变动、权益保护等等，为民生的报道提供非常丰富的素材。各家媒体都提出“民生”这个概念肯定是不错的，关注民生对媒体来说也是体现生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主持人：《新民周刊》是中国报刊零售市场发行量最大的一个新闻性周刊，同样《了望新闻周刊》发行量也是很大，两本周刊的定位差别在哪个地方？
丁曦林：《新闻周刊》与《了望》有着很大的差异。 许多人印象当中，《了望》是一份干部读物，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准确，但是确实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是这样的。而且从它的发行路径来说，主要还是以公费订阅为主，并不走市场路线。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正在读大学，那时候《了望新闻周刊》是非常主流的，不仅仅是一个干部读物，实际我们在大学里面也是非常愿意看的，那个时候发的很多文章都是非常尖锐，而且对改革当中的很多敏感问题报道得非常好。现在它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主流读者的结构、特点、年龄、职业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相对而言，像《新民周刊》、《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媒体在创刊之初就是以市场零售和自费订阅为主，也是直接面向新时期的主流读者而办，在创办过程当中尽管我们也赢得了一部分公费订阅，但是我们并没有享受过上级部门规定订阅这样的待遇，而是纯粹属于企事业单位自主选择。我们的读者大多数还是自己掏腰包，自费订阅，或者在书摊上零售为主。我们的读者相比较《了望新闻周刊》来说，肯定是年轻得多，而且他的职业也更加多姿多彩，他们的读者消费行为也是带有更强的自主性，毕竟是自己花钱购买嘛。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两个杂志，实际上编辑思路也会明显不同，比如说，一样宣传国家的有关政策方针，《了望新闻周刊》跟《新民周刊》选取的角度、表达的方式、关注的落点，肯定有所不同。
就发行量而言，《了望新闻周刊》目前仍旧非常庞大，这个巨大的数量与我们其它新闻性周刊比较没有太大的比较意义。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包括《中国新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三联生活周刊》，这些周刊走的市场化方向比较多一点，您怎么看待同类杂志在市场上的竞争？
丁曦林：中国目前的新闻性周刊包括《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以及《了望新闻周刊》下面的《了望东方》，这些周刊相互之间还没有真正形成竞争的关系。国内也有学者将《中国新闻周刊》、《三联生活周刊》、《新闻周刊》、《了望东方》以及《新民周刊》看成是国内新闻周刊的“第一阵营”。假如做这种比喻的话，《南方人物周刊》也应该放进去，另外像《南风窗》、《新周刊》也可以在这个范围之内。这几家新闻性周刊目前的情况是，或在京津塘地区口碑比较好，或者在长三角地区影响比较大，或者在珠三角地区有比较深的渊源，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在中国社会主流当中，真正能影响左右主流人群决策、管理和价值取向的，似乎大家都在发挥作用，但都不那么理直气壮。相比当地的一些主流日报，特别是新崛起的都市报，周刊的局限也相当明显。
比较美国的《时代新闻周刊》以及德国的《明镜》、《焦点》等国际性新闻周刊，我们还是非常稚嫩，我们实际都培育国内正在发育当中的周刊市场。谁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主流大刊，要走的路还很长，目前一份周刊要发展到像美国《时代周刊》那样的发行规模和国际影响，要经受的考验还很多。
至于说几种周刊的风格，我有一个比喻，我们在念中学的时候，班里同学有各种的性格和气质，有的可能比较愤青，格外引人注目；有的比较小资，在伙伴当中富有亲和力；有人比较庄重，可能显示出绅士风度。大家有着不一样的特点，但是都是活生生的，都在一个大背景之下发挥着作用。
主持人：新闻周刊作为全国著名的媒体，您作为这本周刊的社长和主编，您认为主流的媒体应该负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感呢？
丁曦林：主流媒体首先要影响主流，否则还叫什么主流媒体。 对主流人群可能各有各的定义，政府的公务员、企业当中的管理层人员以及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我觉得他们在社会当中，在经济生活当中，在文化建设当中，都能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主流人群。作为主流媒体，肯定要为他们服务，要影响他们。眼下国内各种周刊无论是愤青气质，还是小资情调，还是海派风格，从业人员心底都有一种媒体追求，就是做一个时代变化的忠实记录者，都要做“铁肩担道义”，发挥舆论的作用。《新民周刊》2005年做了很多的报道，包括“靓装猫腻”的深度调查，包括“地铁二号线”生存调查，实际都是社会责任感的一种反映。但是真正要做到高的要求，不是报道一件两件事情就可以了，而是长期的追求。做媒体的大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可能存在的差异只是表达的方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主持人：现在业界讨论非常激烈的，关于纸媒和互联网的合作，有人认为互联网对纸媒造成致命的打击。有人把互联网的出现对纸媒的冲击，看成是纸媒对自己强大阵营的击毁。《新民周刊》特别重视跟互联网的合作，您是怎么看的？
丁曦林：我已经注意到这种争论，实际上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关注到户外媒体跟互联网的广告扶摇直上，成长性非常好。传统平面媒体广告有所下滑，这肯定是个事实。曾经有一度我确实对平面媒体和互联网媒体的竞争多少带有一点点悲观，为什么会用“悲观”这个字眼？因为报纸是一个工业化的产物，网络是信息化的产物；报纸是单向传播的媒体，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媒体；报刊是定时出版的，网络是即时更新的；报刊往往都缺乏资金，网络动辄有大资本参与运作，等等。后来我逐渐改变了看法。随着互联网的创新，广告额还会猛涨，发展趋势肯定是这样。作为传统媒体人，我认为传统媒体不会消亡，更重要的是，面对互联网上的海量信息，传统媒体的权威性仍然将左右大众的价值判断，并且作为大众信息确认机制长久地发挥作用。这点非常重要，也是目前互联网难以做到的。
此外，人们长期形成的行为习惯也不容忽视，毕竟报刊的成本比较廉价，它的阅读也非常具有便捷性，这一点互联网难以相比。假如目前有一个人在公园里或者在地铁里拿着电脑在看新闻的话，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在做秀，有点莫名其妙，这说明，传统报刊还具有优势。将来，假如有流媒体产生，手机能够阅读互联网或电视新闻的话，我估计互联网会实现质的飞跃。目前针对纸媒体跟互联网客观存在的竞争关系，我们实际上平面媒体也有积极应对的措施。比如我们也将单一经营向多元化经营转变，同时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并非水火不容，这点我们和搜狐有非常成功的合作，今年也搞了一些专题的合作报道。新闻周刊也有自己的网站，将来我们的经营业务可能网上网下“刊网互动”，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多媒体的空间是多方位的开放空间，数字化的生存人人都可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在内容建设方面的先天优势，与各种各样新兴的“通道”包括网络建立战略性的合作，这样的话我想在未来的发展当中也许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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