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因为对出版拥有更多一份热爱，也许是因为在转制中遇到颇多困境，政协委员、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公司理事长汪继祥谈起出版体制改革深有感慨。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是第一批企业化转制改革试点单位，起步比较早，但现在前行得比较艰难，与辽宁、上海等地方军团改革相比，步伐更趋缓慢。“地方上的发行、出版等改革属政府主导型，税收、退休人员安置等配套政策落实得比较好，所以他们前进的步伐快。”汪继祥委员分析说。

现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遭遇到不少出版社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中央和部委的出版社改革在近一两年基本上处于试探、观望甚至等待的阶段。汪继祥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改革相应配套政策不完善。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在前期主要靠政府推动，然后才是市场推动，这中间有个过程，主要就靠政策推动。文化体制改革要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问题对出版社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不授权则利润要上交，授权以后就可以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中央规定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行授权经营，但什么情况下算"有条件"就需要相关部门的解释，否则到了具体单位很难实施。

第二，转制成本的承担问题。改革都要涉及到人的退休、安置问题，老人老办法的具体化问题究竟怎么实行，出版界对此比较挠头。现在看来转制成本全部由企业来承担，有的单位就承担不起，能够承担的压力也非常大，因为转制成本很高，在激烈的国际国内竞争背景下，企业承担过高转制成本就可能丧失很多发展机遇。

第三，分类管理问题。科技类出版社与社科类出版社应该有所区别，因为它的意识形态因素含量低，应该更开放。不能一刀切，用一种管理模式。因为科技出版本身是科研工作的一部分，应该给予特殊政策推动。我们要按照公司法鼓励其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同时国家要扶持有实力的科技出版社资源重组，要突破不同部门和不同所有制进行强强联合。目前我们是小而全，形不成合力，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所起的作用有限，必须组建国家专业出版集团才有可能与国外竞争。

改革就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改革愈往前走愈艰难，但是我们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面对改革的难题只能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汪继祥委员对于如何破解改革难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我们靠什么来推动改革呢?我认为，地方出版集团之所以能够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靠的就是政策。”汪继祥委员开出的“药方”就是对出版进行分类管理。“出版业可以分为大众、专业、教育三大块，各有不同的特点，应该分类管理、分类指导。但是现在‘一刀切’的程度比较严重，很多情况下是用一种模式在管理。”

汪继样开出的另一个“药方”就是正确处理繁荣和管理的关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发展。我国出版物竞争力与国外相比差距非常大，不用发展的方式而偏重用管理的方式难以真正解决问题。”

出版走出去遭遇“洋老虎”

科技界相比社科界来说，对外交流的更多一些，也就对我们自身力量的弱小看得更深刻。汪继祥委员说：“目前国际大出版集团早已以各种形式进人中国市常为了提高自身数据平台的知名度和广泛性，他们大力聚集中国的学术期刊资源。目前我国的科技类出版社比较滞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没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所以除改革的压力还面临国际出版的竞争压力。”

因此他认为，文化要走出去，科技要引进来，在改革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国际合作，在促进科技期刊国际化的同时，有效地遏制我国英文版期刊资源的流失，也可以给出版社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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